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5-04-27 07:05:00
陆洵 苏州大学东吴特聘教授，博导，法语文学研究与翻译资深学者，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奖译金获得者，法国国际文学翻译学院、法国索邦大学访问学者，译著有《鼠疫》《局外人》《普罗旺斯》等。
今年是现代艺术巨匠毕加索逝世52周年，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了由法国作家安妮·科恩-索拉尔所著，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知名翻译家陆洵教授翻译的传记《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该书是2021年法国费米娜奖获奖作品、意大利《艺术月刊》年度图书，荣获2024年法国驻华大使馆傅雷出版项目资助。4·23世界读书日期间，由南都文化策划推出的“72小时阅读马拉松”系列直播邀请到陆洵教授，为读者从历史缝隙中还原“异乡人毕加索”的真实面貌。
1901年6月18日，也就是第一次巴黎画展前两周，毕加索为何被警方登记在册？为何1914年他的近700幅作品遭到扣押，长达10年？直到1947年，为何毕加索的作品缺席了法国几乎所有的公共收藏？在法国居住70年，为何他都没能成为法国人？
在《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中，这些不为人知的问题一个个浮出水面。这本传记并非对艺术家的单一赞颂，而是将他置于移民史、政治史、艺术史交会的现场，让读者看到他如何在敌意丛生的环境中，凭借艺术与政治智慧挣脱束缚。作者安妮·科恩-索拉尔从奥赛博物馆、法国国家档案馆、移民历史博物馆与毕加索博物馆等32家机构中，花费多年时间调阅原始文献，解读信件、居留证、审讯记录、房租凭证、入籍申请、警局档案等第一手材料，描绘出一个身处文化冲突与政治缝隙中的艺术巨匠。
陆洵指出，《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不仅是一部艺术传记，更是一份“移民政治”“文化研究”与“个体历史”交织的深度文本。他称本书为“非同寻常的名人传记”，“开辟了书写名人传记的崭新路径”。
陆洵在翻译《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过程中，不仅花费整整两年反复核对所有原始注释、人名、档案出处，更与作者安妮保持着密切联系，讨论细节，修订翻译，力求如实呈现原书面貌，给中国读者带来一个全新的毕加索。
对话
开辟书写名人传记的崭新路径
南都：这是一本厚达774页的巨著，它和我们以前读过的毕加索传记，或者和一般的艺术家传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陆洵：《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一部艺术大师的另类传记，它结合了照片、信件和警察档案等珍贵材料，深入挖掘毕加索身份与艺术的双重维度。从《亚维农少女》到瓦洛里斯陶器，从巴黎工作室到普罗旺斯城堡，以作品和文献串联起他作为移民艺术家的坎坷人生与美学革命。可以说，这本传记是一份在20世纪风云动荡的国际背景下“移民政治”“文化研究”与“个体历史”交织的深度文本，内容扎实、考证翔实，开辟了书写名人传记的崭新路径。作者就是从政府机构的各种档案入手，去调研毕加索作为一个社会人留下的生活痕迹。作者借助民族志和历史档案研究方法，将叙事重心从“作品”转向“社会”，她不再仅讲述毕加索的艺术语言，而是深入探索他作为移民、外国人、边缘者，甚至监视对象，是如何穿行于20世纪的法国官僚体制与文化权力网络之间的。在毕加索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艺术的变革，更能看到一个动荡世纪的精神迁徙和文化震荡。
这部基于档案调研创作而成的恢弘传记，强调了毕加索如何在一个充满民族主义、动荡和排斥的世界里，用艺术打破边界，推动了一场跨越世纪的审美革命。这不仅是对毕加索艺术成就的致敬，更是一场关于移民、接纳与身份的深刻反思。
一场长达70年的文化身份斗争
南都：毕加索1881年出生在西班牙马拉加，1900年移居巴黎，在法国生活70年，他标志性的“蓝色时期”“玫瑰时期”和重要代表作都诞生于此，但他始终以西班牙人自居，拒绝入籍法国。如何理解毕加索的这种“异乡人”的抉择？
陆洵：首先是故土根源与异国文化的交织。马拉加出生的童年记忆与安达卢西亚民间艺术元素，是毕加索创作基因中不可剥离的视觉密码。即使在巴黎接触立体主义等先锋思潮时，西班牙斗牛场景、弗拉门戈韵律仍频繁出现在《格尔尼卡》等作品中，这种文化DNA的持续发酵，让毕加索的文化之根依然在他的故乡西班牙。
其次是语言选择与政治立场的双重抵抗。毕加索坚持使用西班牙语不仅是乡愁的具象化，更暗含对佛朗哥政权时期语言压迫的无声抗议。作为法国共产党成员，他通过拒绝入籍完成双重政治表态：既批判佛朗哥政权的独裁统治，又避免被法国政府收编为文化象征。这种游离状态使其成为超越国界的“文化游击队”。当然，我还要做一点补充的是，毕加索虽然坚持使用西班牙语，但他并不排斥使用法语，他一直努力在用法语交流，虽然他的法语说得并不流利。
第三是艺术革命者的身份悖论。巴黎为毕加索提供了摧毁传统美学的实验场域，但立体主义的碎片化语言始终包裹着西班牙巴洛克艺术的戏剧性内核。他在《亚维农少女》中解构欧洲古典绘画时，实际是以伊比利亚半岛的原始力量冲击法国艺术体系。这种既颠覆又传承的姿态，需要以明确的西班牙身份作为美学革命的合法性背书。
毕加索的“异乡人”抉择，本质是全球化语境下文化殖民与反殖民的早期博弈——通过固守原乡符号抵抗被同化，同时在异质文化土壤中培育更锋利的艺术武器。这种身份策略既保护了创作系统的纯粹性，又赋予其在国际艺坛的独特辨识度。
南都：如今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是许多艺术爱好者的打卡胜地，当代艺术评论界对毕加索的推崇，与从前毕加索在法国受到的种种排斥形成鲜明对比，直到1947年，毕加索的作品缺席了法国几乎所有的公共收藏。法国社会对毕加索的接纳和评价，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陆洵：毕加索1900年来到法国，当时作品就入选1900年巴黎世博会，但他长期被法国正统艺术界所排斥，包括卢浮宫在内的多家博物馆一度不愿收藏毕加索的作品。可以说，他的作品在他的第二故乡“法国”起初并不受待见。相反，他的作品在欧洲以外的异国他乡受到了热烈追捧，特别是在俄罗斯和美国。
法国社会对毕加索的接纳经历了从先锋艺术争议到文化象征重构的复杂过程，其评价转变可归纳为以下四个关键阶段：
一、早期排斥：先锋艺术与保守审美的冲突（1900-1940年代）——毕加索初到巴黎时，立体主义对传统美学的颠覆性解构引发法国主流艺术界的敌意。其作品被批评为“破坏秩序”的“巴黎之耻”。这种排斥既源于艺术观念的冲突，也暗含对西班牙移民文化身份的歧视。直至1947年，法国公共收藏体系仍系统性忽视其作品，反映出文化保守主义对先锋艺术的压制。
二、战后转折：政治立场与艺术价值的重估（1940-1970年代）——二战后，毕加索的反战立场（如创作《格尔尼卡》控诉法西斯暴行）与法国共产党身份，使其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法国政府开始通过购买其作品塑造“和平艺术家”形象，将艺术价值与政治话语绑定。20世纪70年代，蓬皮杜中心等新型机构开始收藏其作品，标志着官方从排斥转为有限接纳。
三、遗产重构：国家文化资本的制度化（1980年代至今）——1985年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成立是转折点。政府将萨雷府邸改造为专属空间，系统展示其5000余件作品，包括早期习作、立体主义实验及晚期哲思创作。
四、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资本再生产（21世纪）——当代毕加索博物馆通过策展创新持续激活其文化价值，包括本书作者安妮，相继在法国巴黎、意大利米兰举办“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同名主题展览。
用一句我翻译的《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中的一句话来总结：法国政府已经将毕加索的作品融入了自己的历史长河。
AI翻译始终缺乏温度和灵魂
南都：AI时代，翻译行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挑战。甚至有人说，“未来没有译者了，只有校译者”，作为资深法语文学译者，你如何看待这个现状？
陆洵：从新闻写作到学术辅助，从创意生成到语言翻译，AI的能力令人惊叹。但就文学而言，我并不认为它会因为AI的崛起而走向消亡。相反，我更倾向于把这看作一种“重生”的契机——一种关于文学边界、表达方式与存在意义的深度再思考。
文学之所以是文学，不仅因为它传递信息，更因为它触动人心、回应人类经验。它依托语言，但又超越语言，它的本质，是对人的复杂情感、伦理困境、历史创伤乃至存在本身的思索。这些内容，也许AI可以模仿语气、学习风格，甚至生成结构完整、逻辑通顺的文本，但在我看来，它始终缺乏“温度”和“灵魂”。文学提供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人类视角，一种对世界不加速、不简化的深度凝视。
所以，我认为文学翻译不会消亡，它会变形、会重生，甚至会借助AI的“他者之眼”重新审视自身。而这正是它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
南都：在工作中你是否使用过AI工具的协助？
陆洵：我日常的生活，涉及教学、科研、行政管理，还有我自己喜爱的翻译工作。坦率地说，在不少行政文档或PPT的制作中，我会借助AI来高效完成规定动作。
在业余爱好中，我最近喜欢用AI来完成配图。另外，在我的讲座中，我喜欢让读者们听一听我翻译的文字，感受文字之美。但我的普通话朗读不够优美，请专业播音员又麻烦，如今我就可以让AI来完成相关文字的配音，效果非常好。
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